新科技發展的歷程，風險始終一路相隨。（達志影像／shutterstock提供）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正在考慮籌組「國家級專業投資公司」，針對新政府倡議的五大創新產業，綠能科技、國防產業、生技醫藥、亞洲矽谷與智慧機械，由政府出一部份的錢，與民間業者合資，希望促進這五大產業的發展。成立「國家投資代表隊」這樣的主張，聽起來很令人興奮，似乎只要政府出手就成功在望。一時之間，彷彿回到台灣早期，由「大有為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年代，讓人不禁納悶，我們的新政府難道念念不忘舊思維。
新科技發展的歷程，風險始終一路相隨。從早期概念發想、實驗室雛形、小量試投、穩定產出、大量佈建，到被市場接受，整個過程當中，不同的階段，風險係數不同，資金來源與額度也就有所不同。如果技術可被市場接受，表示這項新科技的風險較低，已經相對成熟，通常就能夠從一般銀行或是在股票市場上籌募到資金。如果只是在初期通過雛形驗證，準備小量試投，這時候正需要大量燒錢，風險非常大，但由於被市場接受的可能性也相對增加，通常仍會吸引創投業者的青睞。高風險代表著高報酬，創投業者因此願意冒險投資。
整個新技術往商業化發展的過程中，最需要資金挹注的，是在大量佈建的階段，來證明這項技術已可大量生產。以美國綠能新創公司為例，除了從創投、私募股權，以及銀行募集到的資金之外，仍然還需要1億到1億5千萬美元，才足以完成商業化之前的部署。但，可大量生產，不代表可被市場接受，因此雖然距離商業化只有一步之遙，仍存在高度不確定。然而，資本市場所能夠動員的資金其實有限，所以新創公司如果無法及時取得奧援，往往會壯志未酬，魂斷「死亡之谷」。當整個資本市場能夠承擔高風險的資金都已動員，但仍然不夠，那究竟還能從哪裡找到資金呢? 這個時候，或許就是政府可以大有作為的時刻了。
不過，如何作為，是必須講究的。
國家投資代表隊，形式上是透過政府參股，分攤風險，希望引出民間投資。但是，預設的投資標的物是新創技術，具有高度前瞻性，連平日長期關注相關領域的業者都未必清楚，更何況是向來與市場有距離的官僚體系呢? 既然如此，如何能夠寄望這支國家代表隊能夠挑中適合台灣產業生態，又具有利基優勢的標的技術呢? 又如何能夠引出民間資金呢? 這是涉及超過1億5千萬美元的大型專業投資，絕對不是「官大學問大」就能夠辦到的。有人說，可以透過引進專業團隊，來協助判斷挑選出好的投資標的，乍聽之下，好像合理，但是細究之後，同樣的關鍵問題仍然存在。政府如果沒有能力挑選專業技術，不是也就無從判斷不同專業團隊的優劣嗎?
那政府究竟能做什麼? 該做什麼?
台灣科技人才濟濟，如果能夠援引這些科學家的專業與智慧，就有機會從全球科技新創成果當中，較為精準地海選出台灣需要的新技術。這些經過科學家背書的新技術，代表著較高的商業存活率，也代表較高的投資報酬率。當這樣的投資機會形成時，市場嗅到有利可圖的氣味時，自然比較容易吸引資金投入。同時，政府可以因勢利導金融體系提供低利貸款，降低業者的資金成本。對業者而言，融資上的優惠與官方參股，在經營上所提供的誘因是截然不同的。不管投資是否獲利，貸款都是要還的，所以業者只有更專注經營，才更有機會渡過「死亡之谷」的考驗，技術也才能持續發展。整個機制的設計，政府只要出面主導建平台、當媒介，塑造利於產業發展的經營環境，根本不用直接出錢，也不需要煩惱投資標的物的選擇，更不用擔心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一切都由市場參與者合意運作。
政府在塑造環境的這個角色上，是真的可以不用投錢，就能讓產業參與者立刻有感的。以太陽能產業為例，台灣業者多年來苦思提升太陽能發電效能。其中的「追日系統」能夠隨著太陽位置的移動，自動調整面板角度，時刻跟隨太陽角度的偏移而跟著移動，可大幅提升15%至20%的發電效能。這套系統在中國政策鼓勵之下，技術成熟，價格也頗具競爭力。但受限於我們政府採購規定，台灣業者無法於政府標案中採購這套系統，使得業者只好轉向歐美他國購買，忍受較高的價格，或是乾脆接受較低的發電效能。其實，解決這件事情並不困難，政府只要願意改變採購法規，業者就可以增加獲利，就能夠吸引更多業者投入。假以時日，產業聚落逐漸形成，循環不息。
我們的新創科技大夢，當然需要政府。如果真的有所謂的「大有為政府」，那這個政府的概念應該是完成必要的平台架構，讓市場機制能夠自行運作。政府只需要設計與審視這個平台的運作機制是否完善，典章制度是否合宜。真正的專業在民間，只要平台與環境夠好，民間的力量與資源就比較容易被激發。台灣經濟已經荒蕪多年，政府只要搭橋鋪路就夠了，不需要政府自己出錢帶頭往前衝。成立一個國家投資公司，求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這是捨本逐末。
（本文作者郭炳伸為國立政治大學國貿系教授）
(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