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軼聞
我的父輩習仲勳—作者：習遠平
想要江山不變色，要讓百姓過好日子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回到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曾經浴血奮戰的陝甘寧邊區，緬懷先輩的豐功偉績，祭奠父親的英靈。
我的父親習仲勳，七年前已離我們而去，但他老人家的崇高形象卻永遠銘刻在我心中。關於父親在戰爭年代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祖國和人民作出的貢獻，很多文章都寫過了，今天我想從兒子的角度通過幾件小事來追憶父親平凡而偉大的一生。
習仲勳 生平簡介
1913年-2002年，陝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特委代書記、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關中特委書記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黨校校長、綏德地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組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副政委、西北軍區政委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宣部部長、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等職。1965年9月起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十一屆(十一屆三中全會增補)、十二屆中央委員，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一屆(十一屆六中全會增選)、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作者簡歷
習遠平，習仲勳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於北京，少年就讀于北京八一小學，“文革”開始後隨母親下放到河南西華黃泛區農場“五七幹校”,中學在那裡度過。16歲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務機械廠當過工人，年年被廠裡評為先進生產者。
1977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畢業後曾在軍隊、外貿及政府單位工作過。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
1 裝病翹課被識破
父親抽時間給我們洗澡
在我童年記憶裡，每逢週末我們從幼稚園裡放假回家，只要父親沒有重要的會議和外事活動，他都會抽出時間來為我們洗澡，望著我那髒兮兮的小臉兒，父親嗔怒地刮著我的鼻子：簡直是個小泥猴！然後用他寬厚的大手把我從頭到腳洗得乾乾淨淨……
我從小就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溫暖。為了逃避上學，我耍起了“小心眼”,在軟磨硬泡等小把戲被父親識破之後，我想出了一個“絕招”——想辦法讓自己感冒、發燒，這樣父親就不會送我去幼稚園了。
一個星期天晚上，外面下起了瓢潑大雨，我猛然脫去上衣，跑到院子裡去淋雨。父親發現了，連忙把我從雨中抱回了屋子，他邊用毛巾替我擦乾雨水邊問我：小傻瓜，你這是幹什麼？我咬緊嘴唇硬是不說。父親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笑著說：如果你是想鍛煉身體，培養毅力，我支持！年輕時我也頂風冒雪光腳在雪地裡跑過40裡路。話鋒一轉他變得嚴肅起來：不過，你要是想跟我耍花招——裝病翹課，我決不會遷就你！
1959年，父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也分管統戰工作。周恩來總理要求他廣交朋友，關心照顧好宗教、民族、黨派等人士的工作和生活。由於工作特別忙，星期天也安排得滿滿的。因為平常我和哥哥姐姐們都住校，只有週末才能與父母親團聚，所以父親就安排些工作和照顧孩子兩不誤的“節目”。
當時我只有四五歲，可是像小跟班似的，跟隨父親去過傅作義家、屈武家、包爾漢家、賽福鼎家、張治中家、烏蘭夫家、劉文輝家、鄧寶珊家、榮毅仁家、十世班禪大師家、阿沛·阿旺晉美家等。如今回想起來，父親當年的“串門”，是在連結一條無形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紐帶。父親與他們之間的友情是那麼真摯、那麼純潔、那麼平和。儘管他們中有不同民族、不同黨派、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但是都有一顆赤誠的中國心。
2 穿補丁衣服參加舞會
父親笑著說“土”比“洋”好
雖然我出身在高級幹部家庭，但是，孩童時代的生活並不寬裕。我是家裡最小的，許多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大的改小，紅的染黑。上世紀50年代，國務院辦公廳定期在北京飯店舉辦週末舞會，父親時常帶著我們一起參加。我可高興了，在舞場裡和小夥伴們玩鑽桌子、捉迷藏等遊戲。
在一次舞會上，周恩來伯伯見到我母親時說：“這麼年輕哪像35歲、有5個孩子的媽媽呀（實際是4個孩子）？”以後總理決定，讓我母親參加外事活動。但是，父親一直沒有讓母親出頭露面。直到“文革”結束後，他主政廣東，才讓母親參加一些禮節性的外事活動。
有些人看到我們兄弟姐妹參加舞會也穿著打補丁的衣服，都有些驚訝，便悄悄打聽：“這些孩子是誰家的？”
國管局有位元叔叔熟悉我家情況，他回答：“穿得這麼破還能是誰家的？是習家的唄。”甚至有人在背後悄悄議論我媽媽，“習副總理的夫人穿著打扮那麼‘土’呀？”媽媽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父親卻笑著安慰她：“‘土’比‘洋’好！”
等長大以後，我才知道家裡的經濟狀況，雖說父親的職務級別工資很高，但要養全家九口人，還要不時接濟老家的親友，在經濟上經常捉襟見肘，可謂“大有大的難處”。
媽媽是在中央黨校工作的普通幹部，生活非常簡樸。她乘坐公共汽車上下班時，看到有人在車上用半導體收音機聽新聞，極為羡慕，也想買一台聽聽。誰知到百貨商場一打聽，買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要花幾十元。媽媽躊躇再三，最終還是沒捨得買。可是，當她從報紙上看到外地群眾受災的消息後，卻毫不猶豫地從銀行取出自己多年積攢的1200元，叫我姐姐去郵局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悄悄地寄往災區。
3 批鬥會尷尬收場
澡堂裡父親與師傅們拉家常
1962年，康生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陰謀製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政治事件。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給毛主席寫了一張紙條：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毛主席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從此，父親被指責為“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幕後策劃者，背上莫須有的罪名，開始了長達16年之久的受審歲月。
1965年，父親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他主動要求堅持半日勞動，半日工作。
“文革”中，有一天深夜，家裡還有幾個工人正圍著桌子與父親聊天。突然，闖進來一群佩戴紅衛兵袖章的人，他們要抓父親去西安批鬥。也許是父親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這些娃娃，在途經西安鬧市區時，父親胸前掛著一塊大吊牌，被紅衛兵押在卡車上游鬥，可是他背後卻有人悄悄地抬起膝蓋支撐著父親的腰部，為的是讓他借點力。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舉動，給了父親莫大的安慰。
到了富平縣，那是父親的老家。聽說要揪鬥習仲勳，整個操場被圍得水泄不通。那天，天氣特別熱，太陽火辣辣的，竟然有人站出來給我父親打傘遮陽。會場裡，有個造反派頭頭嘶喊著打倒習仲勳的口號，結果沒幾個人回應，整個批鬥會只開了10分鐘就尷尬收場。
不料，父親卻對造反派提了一個要求：你們不要急著把我拉回西安，既然我已回到了富平，就讓我吃一碗老家的哨子面再走吧……
1975年，父親在北京解除“監護”，安排到洛陽住在耐火材料廠職工宿舍，繼續接受審查。父親在這樣的特殊環境中，卻得到洛陽的父老鄉親的理解、尊重、關心，有機會接觸到廣大工農群眾，使他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那時，我還曾經陪父親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裡的浴室洗過澡，他喜歡坐在大池裡邊泡澡，邊與師傅們拉家常。他飯後散步一個多小時，要去看看村頭守瓜棚的老農和看水庫的老頭，途中還會與小山坡邊的放羊娃聊上幾句……
4 複出後主政廣東省
父親冒酷暑走訪23個縣市
春回大地。1978年，父親重新複出，先後被中央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等職。
當時的廣東也是“文革”的重災區，可謂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父親冒著酷暑走訪了23個縣市，足跡遍佈工廠車間，田野村頭，街道弄堂。
1978年，我去廣東休“探親假”，父親安排省委辦公廳的汪石同志陪同我和媽媽去了寶安縣（1979年改為深圳市）。那是一座荒僻的小鎮，這裡撂荒了20多萬畝耕地，外逃的農民如潮水般地衝擊著邊防線。我親眼看到邊防戰士們押著偷渡客從白花花的鹽鹼地裡走過，汗水濕透了他們的衣衫，在後衣襟上留下一圈圈白色的汗漬。面對著隔水相望的香港，那邊高樓鱗次櫛比，從羅湖口岸過來的年輕人，有的穿著喇叭褲，有的手提答錄機……我感到一片茫然：為什麼我們與一水之隔的香港有著天壤之別？
我向父親談了所見所聞。他老人家堅定地對我說：“要想江山永不變色，我們必須改造鹽鹼地，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父親與省委常委們統一了思想，請示中央給廣東省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作為“試驗田”先走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省委和福建省委關於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這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30年後的今天，深圳已向世人展現了一座現代化的新興都市，街道上車水馬龍、來來往往的除了海內外的遊客，還有許多對未來充滿嚮往的建設者、創業者……
看到這裡天翻地覆的變化，父親當年的話語又在我耳邊迴響：“要想江山永不變色，我們必須改造鹽鹼地，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