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基法修法引發各界反彈。圖為勞工團體日前抗議的畫面。（本報系資料照片）
一例一休，立意出發點是良善的，政府希望確保勞工每週至少一天不用工作，可以好好休息，養精蓄銳，提供未來更好的工作效能，勞工與雇主都能夠受益。既然如此，這個「雙贏」的政策為什麼公佈以來，質疑聲浪不斷呢？
如果企業需要人力，支付加班費請員工來上班，員工也願意，這是雙方合意的結果。但是現在卻演變成，因為加班費突然變高，雇主的負擔變重，利潤卻未見上升，因此寧可停產或停班。有些產業則是將增加的加班費轉嫁出去，所以物價上升了。這樣的情況，似乎是經濟規律的必然。
然而，重點是，誰承擔了憑空多出來的漲價?
目前物價的上升，是政府推出一例一休，強力介入之後的結果，有人一定要負擔這個成本的。有能耐將成本轉嫁的，應該就是相對來講有競爭力的產品，或者是生產民生必需品的企業。尤其是民生日常所需，消費者不能不用，業者也就敢於漲價。誰又是這些庶民經濟的主要消費群體呢？ 試想一個情境：一位勞工，只能依靠大眾運輸工具，街邊小吃是他行色匆忙間的伙食。以前只要他願意加班，就可以多賺一些，結果現在加班費沒了，車票與滷肉飯又都要漲價。結果是收入變少了，開銷變多了。這應該不是政府想要的吧！政府不是希望勞工多賺一些，或是少做一些嗎?
但是，奇怪的是，勞動市場上明顯有一大群人，如果在休息與加班之間做選擇，他們基本上是比較想要工作的，因為他們如果不多做一些，就沒有足夠的所得支撐家庭開銷。換言之，如果薪資所得不是那麼低，他們或許就沒有那麼高的意願來加班，以換取所得。癥結就在於，台灣的勞動環境，長期處於低薪。所以台灣勞動工時偏高，不是因，是低薪的果，是勞動自願選擇所致。
之所以有這樣的果，與台灣產業結構十幾年未及時升級與轉型有關。在生產模式沒有改變，技術能力未能提升，產品加值有限，利潤無法增加的情況下，老闆能為員工加薪的幅度也就有限。在此同時，新興經濟體透過鼓勵外資引進技術，競爭力大幅提升，佔領我們原本的外銷市場，使得台灣冀望透過出口持續成長，提升生產力，進而帶動薪資上升的途徑幾乎中斷。表面的解讀似乎是，勞方超時工作，被資方壓迫，但事實上，台灣產業無法因應國際市場競爭，才是造成長期低薪與超時工作的主因。
穩定的勞資互信關係，可能是目前台灣少數僅存的重要社會資產。台灣中小企業佔比甚大，這些企業規模不大，員工不多，雇主與員工彼此熟識，有些事情不需要白紙黑字才算數，更多時候是因為彼此的瞭解與信任而產生的默契。沒有資方創建企業，就沒有勞方的工作機會；沒有勞工的辛勤投入，企業也就無從存在。當訂單增加，需要加班的時候，員工願意超時工作，雇主願意給付加班津貼。勞資雙方知道彼此是一個利害共同體，這是台灣企業文化的特色，也是台灣過去幾十年不斷創造GDP成長的基石。在台灣競爭力不斷消退的此時此刻，我們可能不信任法官、不信任立委、不信任媒體，可是，勞資的互信，相對來講，仍然穩定地存在。但令人擔心的是，一例一休，正在侵蝕這個互信的關係。
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例一休的立法原意，有沒有可能弄錯了前提，誤用了假設。它假設雇主都是「慣老闆」，只想著占員工的便宜，對員工予取予求，所以才需要透過立法，強制規範勞資對待關係。如果政府一直認為勞工是站在不利的一方，而不是與資方一起創造生產價值的利害關係人，那麼政府的修法動作不會止於一例一休。可以預期的是，資方也將開始斤斤計較，雙方的信任將逐漸瓦解。面對這樣成本節節升高的經商環境，資方或許寧可選擇停工、停產、退場，甚至出走，勞工則失去提供就業機會的企業。勞資雙輸，遑論產業升級。
勞資互信，對於我們這樣資源有限又強敵環伺的小國家，追求永續成長，至為重要。丹麥小國是一個很好的註解。丹麥沒有加入歐元區，外匯交易成本較高，卻在全球製藥、運輸、設計等領域傲視全球，享受高所得、高福利，勞資關係緊密和諧是致勝關鍵之一。丹麥提倡經濟高度開放，面對外來競爭，無可避免會產生失業。但是，勞方、資方、政府、工會，互為利害關係人。當勞方失去工作時，資方、政府共同提供資源，工會居中架接，讓失業勞工學習新技能，便於日後轉業。勞工的新技能轉化成新的加值，失業問題獲得解決，產業更因此升級。但是要能夠做到這件事，必須勞資互相信任，關係穩定。
台灣面臨的勞動問題，不在超時，而在低薪，更在勞動生產力未見提升。類似一例一休的防弊機制，對此時的台灣來說，並不是最要緊的。一例一休，或許保障了勞工部份權益，但卻未能「興利」，把餅做大。現在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保持穩定的勞資互信關係，創造讓資本家在台灣持續投資的環境，才有機會提升勞動力，脫離低薪，各方利害關係人才能互利共生。對台灣來講，這才是值得等待的政策。（作者郭炳伸為國立政治大學 國貿系教授）
(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