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10月10日雙十國慶即將到來，執政黨不管如何，總也要慶祝一番。多年來，我深覺這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還蠻委屈的，似乎他的國民從來沒有好好對待他過。
我在大陸常常造訪民國古蹟，有次在廣州72烈士紀念公園裡，看到空盪盪的公園，石碑和石階上的青苔，碑上刻的烈士名字已不復可見，不單烈士覺得孤寂，我也一陣孤寂上心頭，覺得好為這些烈士抱屈。
其實我們應該好好維護中華民國。這個國名是我們的保命符，馬英九在馬習會裡，對習近平一再提到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九二共識，及兩岸隔海分治的事實，大陸一些學者也一再為文，促使大陸方面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捍衛中華民國，台灣才是獨立的個體
可見中華民國是兩岸目前的公約數，不應該輕易放棄。唯有捍衛這個名字，台灣才是個獨立的個體。
但是多年來，中華民國是個圖騰，不是個有血有肉的存在體，戒嚴時期，是統治者很方便的工具，中華民國存在是為了反攻大陸，也是學生作文很方便的結尾，例如國慶日的作文結尾，一定是這樣的，「明年，我們要解救陷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中華民國的國旗將永遠飄揚在首都南京上空。」
物極必反，解嚴後，台灣主體意識抬頭是時勢所趨，愛台灣從時髦、風尚到必須，到政治正確。「愛中華民國」變成政治不正確。要感佩國父、建國先烈的人，要肯定蔣中正率領中國八年抗戰，使中國擺脫殖民地命運的人，都是政治不正確。甚至鼓吹中華文化也會被認為政治不正確。
但是民國史寬廣、多元而豐富，民國也是個思想啟蒙，百花齊放的年代，也是大師層出的年代，不管文學、美學、哲學、科學、考古學都是，能夠加強台灣文化的厚度。
年輕時就做記者，我訪問過很多民國初期的學者，如錢穆、沈剛伯，黃君璧，吳大猷、等，他們的風範，學養，現今已難尋，每次訪問，如沐春風，與智者同行。
他們也有的對我們很嚴厲，因為記者不做功課，例如考古學家李濟每次都很不耐煩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被罵是自己坐井觀天。後來我研究了他一陣子，才知道李濟是「中國考古學之父」。曾主持震驚世界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他是我們歷史課本上屢屢提到的安陽文化發掘人，那裡出土了兩萬多片甲骨文的龜甲，自此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
圖／雙十國慶即將到來，我們應該好好維護中華民國。圖片來自flickr by 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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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精英志在改變社會及國家
李濟和所有民初精英一樣學養豐富，是哈佛大學第一個華人人類學博士。而且身處的年代，是一個舊典範崩毀、新知識典範建立的關鍵年代，他也志在改變社會及國家。
在抗戰時期，他守護著安陽文化的出土文物，帶著學生和少許民眾將其從北方遷往重慶，費時三年，不單是星夜兼程，加上旅途艱險，他的小女兒不到五歲，在途中得到傷寒死去，大女兒也在抵達重慶附近的李莊不久後過世，只剩大兒子。為維護中華文物如此犧牲家人，令人唏噓。
他在挖掘古文化時，和考古隊員立下規矩，不得收藏古物，以示清白，並為幫助挖掘的鄉民樹立典範。在蔣介石的「搶救學人」計劃中，他說：「文物在哪裡，我就去哪裡」，毫不猶豫地上了飛機，與唯一兒子分離，與太太孤老終身。
而李濟終生信守自己立下的規矩，過世後，學生發現李濟家裡沒有古董，只有故宮贈送的幾幅複製畫，藏書三萬餘冊，沒有一本書是善本書（善本是一種關於古籍、手稿、文獻等紙質出版物），真是一代典範。
大師是一批批來，一批批走，但是他們培植出來的學者也有同樣風範，其中我最記得是錢穆的學生余英時，那時他正值壯年，穿了一襲雪白襯衫，衣領衣袖皆工整，有英氣而無驕氣。
那時當然沒有網際網路，報社資料室也貧乏，更沒有讀過余英時的書，余英時不愧是大儒，對我這個未經世事的小記者頗有耐心，不厭其煩地對我說，他研究的先秦思想對人類及中國的影響，我回去報社寫了篇「余英時在故紙堆裡找樂趣」，還頗受好評。
至今我看到余英時的消息，都會湧出一股暖意，23歲那次與大師的邂逅，讓我深感對年輕人少許的鼓勵和溫暖會影響他們一生。
民國史裡最值得現在當政者啟示的是，是它的締造者一心為公，比任何當代政治人物都偉大，例如孫中山先生能自願卸下大總統位尊權貴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以求中國的安寧。
在廣州黃花崗72烈士公園裡躺著的年輕孤魂，到廣州黃埔軍校，彷彿看到幾十年來，無數個十幾歲的孩子，從黃埔港下船直奔軍校，一意報國的身影，都是今人所沒有的胸懷。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傳記及專欄作家，前汕頭大學教授，著有《孫運璿傳》、《郭台銘霸業》、《堅毅之路——吳敦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