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在下台前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主持人詢問「敍利亞難民危機」，她回答：「我不喜歡使用難民這個字眼，他們就是人。」
他們就是人，和你我一樣。只是戰火使他們失去家園，失去過去累積的種種，剛剛開始是炮火中逃命：逃出了，喘一口氣，人生的難題才開始。
死亡，在戰爭中是一具屍體。活下來，在戰爭後，是無盡的黑暗與卑微。
他們逃到了別人的國度，所以叫難民。苦難太多了，從逃亡過程，那裡落腳，如何開始生活，那來的錢養育下一代。
烏克蘭的難民現在逃離的方法是車隊，還有鐵路。他們能夠棲身之所大多都是東歐國家：這些國家普遍貧窮，他們到了當地，想當個基層勞動者，未必可得。歐盟給三年簽證，紐西蘭兩年，兩年、三年之後呢？「人」還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地方在那裡？出路是什麼？一個家就在這樣的飄搖下，面對未來。
世界各地為他們喊加油的人，也給不了答案。
1990柏林圍牆倒塌隔一年，一些東歐移民依親來了美國。他們沒有戰爭，但他們的處境很像難民。我曾經與一位至紐約的波蘭計程車司機有不少往來，搭乘他的計程車，乾淨，而且播放很美的蕭邦夜曲。問他原來在波蘭的工作是什麼？「電影導演」。
他介紹我妻子正在找工作，原來是波蘭的高中老師。我當時住在紐約Brooklyn 猶太人社區，巷弄約八十年老樹，房子有木頭有石頭，許多是Brownstone 的石頭老建築物。我和住在二、三樓的房東Laura説好，一起付一次50元美金，她從花園、陽台、室內、窗簾、地毯、窗戶⋯⋯打掃乾淨。她清晨七點多就來，我上午醒來，會聽到她洗刷陽台、沖洗欄桿的聲音。有時候我會做個日本泡飯，泡杯抹茶，請她一起吃早餐，她總是滿頭大汗時，才坐下來。
每回打掃時，穿著灰色制服，有一回我忍不住問，她説那是以前學校的制服。於是我問她，在波蘭高中教什麼？她安靜了一下，回答：「歷史」。
她的英文剛起步，我們無法聊什麼，但我聽到歷史兩個字時，心頭如刺椎痛。
她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不是嗎？她逃不過歷史的十字架，聖母瑪麗亞是她的依託，但歷史給她的是放棄過去種種，重生於一個又薄又小的希望之中。
當時住家附近突然出現一個評價出色，門窗潔淨的補鞋店。我那時還是一個老皮件收藏狂，經常去他的店裡逛逛，聊聊之後，原來他是來自捷克的牙醫。他的醫師証照不被承認，但細膩的手活功夫還在。
「有點希望，比絕望好。」
二次大戰、共產主義的幻想，埋葬了多少人的生命。死了，是死：活著呢？答案在空中比雲還浮動，不可捉摸。
來到別人的國家，就是卑微。
敘利亞難民逃到約旦，在難民營裡遇見已經待了18年的巴勒斯坦難民。人，窩在這裡，長期靠著國際組織救濟。白天不是白色的，黑夜的暗，不夠暗。它還是會搖醒你的知覺，這一生，就在這裡，完了。「我們只是活著的蟲。」
於是有些敍利亞的難民決心去了土耳其，在那裡他們被「慷慨」接納，至少不會因為回教徒身份先被懷疑是否為「恐怖分子」。
在土敍邊境，有一排廠房，外面圍著鐵絲網。另一端是沙漠，再遠一點是家園的炮火。廠房內都是14歲以下的童工，因為可打、可罵、服從性強。一天工作12小時，上廁所、吃飯的時間要扣錢。他們沒有工作簽證年份的限制，但當歐洲不再歡迎敍利亞難民，美國完全不接收時，這是他們惟一的選擇。
在這些工廠排列之前，有些「難民」度過愛情海，一個充氣船搏上浪淘，就這樣吧！我們不怕賭上一切，反正後退，也是死。
我在比利時紅十字會總部見到這些來自中東各地等待審批的難民。小女孩的眼睛大大的，看著我手上的麵包，那是我從W Hotel飯店勾結主廚搞來的，我給他們食物時，他們的眼神好像我是聖母瑪麗亞。這使我很不安，和他們相比，我只是一個家園沒有破碎，戰爭離我很遠的普通人。
我沒有成為難民，純粹只是幸運。
台灣現在聲望最高的張忠謀先生，他的父親也是「難民」，但處境相對從容。張前董事長的父親26歲當上寧波財政局長，七七事變來了，他逃去香港，不到三十歳成為香港銀行經理。日本人打入了香港，張伯伯拒絕向他們敬禮，帶著張忠謀一家逃到大後方。中間黃土高原進入四川一帶，有個山谷中的鐵路，俗稱闖關車。過山谷時火車得放慢速度，熄燈，儘量避免出聲，全車屏息，防止遠方日本人開槍。
抗戰後回到上海，父親雖然買了一棟別墅，但知道時局不對勁。不到兩年，房子賣了一個普通價錢，跑不動了，不想逃了，舉家去了美國，父親入學哥倫比亞大學唸MBA。
畢業那年，父親太老了，42歳，能找到的工作都是美國小鎮的職位。父親告訴妻子：「我們這一代在戰火中，已經毀了，待在紐約，『我們認命』，把機會留給兒子Morris 。」
於是為了讓獨子上好一點的公立學校，張忠謀的父母親在紐約時代廣場，開了一家「雜貨店」。
一個26歲就已經是寧波財政局長的才子，成為美國小雜貨店老闆。
戰爭改變了他的一切。不管他的國家是戰勝還是戰敗國。
從人民的角度看，即使勝利者也一無所獲。
形成戰爭的因素往往是利益、自大又無知的好戰者、國族主義的瘋狂者組合成的複雜事件。但它一旦發生，就如千萬隻刀箭，刺向每一個人民的心臟。
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由於各國人民相信自己這一方完全是正義的，才鑄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這是史蒂芬·茨威格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