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摘如下：
知情岁月的挑粪经历
1969年，不到21岁的王岐山到延安插队。春天刚到，知青们就要学着在地里施肥播种。肥料不是化肥，而是生物肥。每天要赶着驴从村里往山上运两次粪，每次都要一个多小时。干粪每袋四五十斤，有点水分就重一点，六七十斤。”
当时的大队支书尹治海回忆，赶驴驮粪上山不是件容易的事，山路是崎岖的羊肠小道，一脚踩不稳，就会滑到沟底。大队长韩志厚担心知青们干不了这活。但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就是康坪村的一员，生产队的活就是大家的活。”韩志厚听了，半开玩笑地说：“你娃娃要是真能送了粪，才算得上是康坪村的一员。”
2015年两会王岐山习近平互动
第一天送粪，知青们将粪袋抬到驴背上，驴刚走两步，粪袋就掉了下来，他们不得不喊住驴，再抬，再赶，再掉……后来王岐山经过观察发现，要想让粪袋不掉下来，必须要将粪袋装瓷实，给驴压力，还要把粪袋放在驴背的正中间，以保持平衡。下午的时候，男知青们在王岐山的带领下，已经能顺利地送粪了。
知青到来后，康坪大队副业和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大队的干部和财务工作受到无端猜忌。王岐山建议财务公开，他与大队支书尹治海、村会计高志强一起，核查了村里的农业、副业和知青安家费的开支情况，并没有发现不妥。调查组把各项开支公示，还了生产队干部一个清白。
曾担任李先念讲解员
1971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从延安的北京知青中招讲解员，23岁的王岐山被录用。据同王岐山一起下乡，又一起被招到博物馆的旧交透露，他每次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对门的灯还亮着。“有时我就敲敲门说：‘岐山，怎么还不睡呀？’他说：‘我看会书。’有时候他看书看高兴了还念出声来。”并透露王岐山在博物馆工作期间，李先念曾来参观，王岐山负责接待。
1973年，25岁的王岐山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年毕业后回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各地掀起一场小型政治运动——“清理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陕西省博物馆馆长袁仲一老先生也被卷入其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王岐山也被盯上了。在文革那段灰暗的日子里，袁先生曾对外表示“不想活了，想自己消灭自己”。相比而言，王岐山的心态比较好。
据王岐山旧交透露，王曾对他说：“你害怕什么呀？！你什么问题都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别人整你，你自己还整自己呀！”旧交将王的这话转告给袁先生，“后来大家都挺过来了。”
不喜争功夺名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80年代初，王岐山从社科院调入国家农业委员会，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农研室工作期间，王岐山经常参加有关农业经济和改革问题的研讨，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程怡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