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曾經陷入過一种唯武力是從的迷思，納粹軍人的冷酷、克虜伯軍火的精確和德意志封建的傳統讓這一切一度走向登峰造極。然而，德意志的帝國并沒有因為鐵血的精神成為世界的主宰。当德國迎來默克爾（Angela Merkel）時代時，這位科學家出身的政要似乎也在以同樣的標签與注腳來展開行動，不同于過去的慘敗，這位領導人的嘗試已經把德意志帶上了罕見的高峰。
当下，德意志漸漸有了成為世界一極的能力，但德國的能力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為什么在此前蟬聯歐洲第一時，德國仍然只是一個唯美國是從的角色？要解答這個問題，恐怕從領導人的身上看去就可以解決一點問題。当默克爾帶領德國走向輝煌時，這位德國領袖的個人能力對于國家的走向就未免有一定的影響作用，她的力量之源自然也是成為同時代德意志起飛的動力。
冷酷的德國方程式
對于默克爾來說，她比起德國戰后历任領袖，最為突出的部分莫過于她是一位如假包換的學者。在投身民主事業前，她研究了十几年的量子化學，這是一門推導嚴謹、內容艱深的前沿基礎學科，容不得半點的敷衍和馬虎。這一點和慣常煽動民意、調撥階級仇恨的職業政客、律師與實際承擔論證義務的“經濟學家”正處在相反的方向上：科學比起政治，更像一道冷酷的方程式。
默克爾到訪歐盟
比起工運頭目、地方黨棍出身的科爾（Helmut Kohl）和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科學家出身的默克爾的從政之路雖然是從借意識形態呐喊開始，但一旦撬開大門，她就毅然決然地拋棄了政客式的煽情，更不願以修道士般的熱情愚弄德國民眾。這一點無疑是她作為國家領袖最為與眾不同的地方。
默克爾的冷酷為德國成功发展經濟和挽救歐債危機提供了強大的支持。在施羅德就任期間，德國領導人的職責就成了教導他們在不那么低微的工資和“人類皆兄弟”的口號下生活。但這并不能幫助前任政府有效地解決德國經濟不斷陷入低谷，社會保障體系難以為繼，失業率屢屢上升的困境。作為一個東德出身的前科研人員，默克爾的從政之路上沒多少政客式的煽情，反而有著科學家的精准甚至冷酷。的確，她所帶領的聯盟黨提出了吸引民意的最低工資標准、母親養老金、急刹住房租趨勢等主張。尽管歐債危機把德國推向歐洲政治舞台的中心，默克爾卻在歐債危機中堅守德國利益，堅決反對“歐元債券”，在危機背景下安定人心的做法比起以往進出歐洲的德國就顯得相当之無情。
雅典方面有時會以“理直氣壯地賴賬”、“退出歐盟”相脅，希臘不止一次提交過要求延長貸款的申請，但殺伐果斷的默克爾拒絕了希臘的要求。因為默克爾懂得解決歐洲危機的关鍵是希臘這樣的小國家能夠自食其力，在社會福利和國家債務上達到平衡。遭遇了德國的“冷酷”之后，希臘總理終于在2015年3月12日的表態中證明希臘在這場危機中已全面認賬。
默克爾政策的精確作業
德國生聚至今已經有半世紀了，自上世紀90年代后，在中國崛起前，德國一直雄踞歐洲第一、世界第三的位置。但長期以來，德國的領導人都一直安于“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并不肯馬上有所轉變。而默克爾的改變正是源于這种精確，并變“歐洲的德國”為“德國的歐洲”
当21世紀的經濟模式開始向“第四次工業革命”轉變時，這种延續了近20年的體制終于到了轉型的時機了。默克爾接手德國并調整其體系的時間相對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已經偏晚。但對于德國來說，這种調整是漸進修補型的，而不是大刀闊斧展開的。施羅德的教訓已經體現了默克爾的謹慎。德國更借著拯救歐洲的精確定位來確保了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身份。
長期以來，德國一直陷于“歐洲的德國”和“德國的歐洲”的定位矛盾中。從上世紀開始，德國就嘗試成為世界大國，但苦于機會不足，历屆政府均無建樹。在默克爾政府任期內，德國經历了從“不救助”到“有條件救助”的態度轉變。德國意識到，任由歐債蔓延而無動于衷，可能會加速歐洲尤其是歐元區的分裂，這不利于歐洲的大局，也不利于德國的國家利益。而何時轉變態度，就體現了德國在冷酷之外的精密。
分析人士指出，在危機期間，德國前期對于歐豬四國自救不力的冷淡并不代表柏林已經心灰意冷。也就在世論開始轉向之際，默克爾的政策也突然流露出轉向訊號。德國主張私人投資者參與救助；反對发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建議實行金融交易稅；倡導加強歐元區中長期經濟治理，甚至建立歐元區經濟政府。以上一系列以德國經濟力量為主導的行動雖然多少有些“乘人之危”，但已經精准的達到了德國掌控歐洲的效果。這也讓默克爾在任期內讓德國成為世界一極存在了基本的可能性。
默克爾早就警告歐洲，如果其他國家不付出努力，歐洲不會實現团結，除非“能真正地對財政實行控制，否則德國不會承擔更多債務”。事實上，德國的策略一直都很簡單，在“互聯網經濟”帶來的千絲万縷聯系中，默克爾当局已經精確的做了定位：德國要大力发展機械、汽車、化工、電氣等先進制造業，重視實業而非虛擬經濟。而這一點也是默克爾政府試圖在拯救歐洲時留下的潛台詞。尽管這一點遭到過美國財政部的批評，但德國并沒有打算放棄這种方式：為什么要為了美國人的心情抹掉德國人的精確定位呢？從這里看，默克爾在大國政策上的定位正像德國的精密車床一樣准確、高效。
開明專制的選帝侯
当然，德國或默克爾最特别的地方莫過于對德國體制的充分利用。這种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態度在歐洲傳統列強中是罕見的，也讓默克爾和柏林当局在向世界一極的目標進发時得到了几千万國民的支持。這种万眾一心的態度讓默克爾有理由和能力去做出和以往德國領導人不同的行為：在厚積薄发、全面聯合后利用10年時間讓德國成為世界的“選帝侯”。
包括《金融時報》在內的西方主流媒體大都對默克爾政府的“大聯合”嘖嘖稱奇。畢竟，在兩德統一的今天，德國的意識形態領域在历經大規模冲突后竟終于在默克爾手中實現整合，社民黨、基民盟、基社盟等几大主流黨派乃至左翼黨在東西合流之后開始出現意識的共同影響與相互作用，這頗有德國古代選帝侯（Kurfurst）傳統的遺風。西方往往傾向于尋找分歧，并表示“德國政府最令人稱奇的一點是政府內部分歧會得到公開展示”。但他們很快发現德國內部的雜音正在變少，一种一致對外的態度正在逐漸形成。
在德國当局的引導下，德國公民在國家大政方針上的認同感相当之高。在前不久的一次民調中，近八成的德國人開始從此前的贊成歐盟變得不贊成发行歐元債券，過半數德國人還開始對希臘是否應繼續留在歐元區持更懷疑的態度，而這一點都與默克爾政策存在重合。当歐美各國將德國的“大聯合”視為一种“多黨”、“無多數”政府時，默克爾卻可以將政見基本相近的主流黨集合到一起。但德國終究是因此可以集中力量辦點大事了。
很快，当大黨力量聯合，反對黨被邊緣化后，默克爾的新一屆政府自2014年初組建以來，外交政策理念開始迅速轉變，放棄了綠黨人士遺留的“克制外交”，主張“有為外交”，讓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充分扮演重要角色，而這也是默克爾帶領德國走上國際舞台的最关鍵一步。而今，德國正在集中力量“更及時、更堅決、更切實地”參與國際事務。更在以烏克蘭危機為突破口，逐步“為解決地區冲突和危機承擔更多責任”。默克爾本人更是以數十次與普京的熱线對話成為了危機的核心。
尽管近乎“一黨執政”的默克爾開始被西方世界被咒罵為“獨裁者”、“教母”，但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對于德國已經做出了積極表態。波蘭外長西科爾斯基就稱，相對于德國的強大，他“更害怕德國的無所作為”。還有歐洲分析人士稱，当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時，面對“歐洲出現的一些權力真空”，德國就悄無聲息地做好了領導歐洲的各項籌備工作，這一點“是值得稱贊的”。
当德國的這位領導人以如此的精神示人時，恐怕為什么德國能繼續維持其領先地位，成為世界一極也都成了可以理解的問題。默克爾的力量正是因此而來，德國的力量亦是如此。只可惜德意志的某些歐羅巴盟友們，譬如英、法等國并不能理解這等道理。還要為几句口號打得鼻青臉腫，并逐漸落在德國的后面，直到徹底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