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側寫
秦伯益：那個不變的才是我自己
他自幼酷愛文史，卻成為我國藥理、毒理學領域成就斐然的科學家；他在古稀之齡完成了從科研工作者到公共知識份子的漂亮“轉身”，從應試教育到應試科研，從科技浮躁到創新貶值，他對我國科教體制改革作出的論斷，每每切中肯綮，發人深省；他在72歲時正式請求退休，迄今為止是全國兩院院士中唯一獲准退休的人。獲得“自由身”的他壯遊山川，遍覽群賢，創造了一次新的“前無古人”的紀錄。
院長、院士、將軍，科學家、自由撰稿人、旅行家……對他來說，改變的只是外在的身份，不變的則是骨子裡始終放不下的一位知識份子對國家和民族愛之深、憂之切的責任與擔當。
“專家論道，名士行吟，有沛然文采，兼儒雅精神”，這是線民對秦伯益院士的一段點評。秦伯益學養深厚，博古通今，其文史功底在中國科學家群體中卓爾不凡。有人統計過，在他一篇不足4000字的文章裡，引用詩詞多達10餘次，引古典竟達30多處。
但就是這樣一位有著濃郁書卷氣質的文人，卻身處軍旅與一般人眼裡深奧枯燥的毒理、藥理打了一輩子交道。
但秦伯益從不後悔當初自己從醫的選擇。他永遠忘不了，1944年的一天夜晚，日本侵略者實施燈火管制，十裡洋場一片漆黑，身患重度肺結核、帶著一家人在上海淪陷區過著亡國奴生活的父親把他叫到床邊，給年幼的他講述著陸遊的《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那一刻，父親悲憤交加，我無語飲泣。”秦伯益對記者說，他們這一代知識份子大都有著祖國山河破碎、家庭風雨飄搖的經歷，報國興邦成為他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選擇從醫，或許不是完全出自個人興趣，卻是當時他和父親都認可的可以用良知去實現濟世理想的一條務實之路。
“風雨晨昏人不曉，個中甘苦只自知”
在有著“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人文傳統的上海第一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秦伯益接受了5年正規而嚴格的醫學教育。在我國藥理學先驅張昌紹教授等人的影響下，臨近畢業時，他強烈地萌發了想從事藥理學、研發新藥的念頭：“抗生素發明前，手外傷感染後不少人的手要被切除，可是青黴素發明後，很多人的手就可以保存下來！”
畢業時，教育部給了上醫一個去蘇聯留學的藥理學名額，秦伯益有幸被選中。“如願以償，喜出望外”的他僅用了兩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副博士學位論文，得以提前回國。對回國的工作，秦伯益曾做過種種設想：或搞教學，或做科研；或在首都，或到基層……但唯獨沒想到會分配到部隊裡。命令下來，別無選擇。懷著一腔報國的責任感，秦伯益走進正在鑄造“和平盾牌”偉業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從此投身於國防工業毒物、軍用毒物、神經性毒劑預防藥物等的研究中。
從1960年到1980年，整整20年，他基本上與世隔絕。在接受了保密和奉獻教育後，他基本沒有參加過國內外學術活動，沒有發表過學術論文。70多篇科研總結至今深鎖保密櫃。
“風雨晨昏人不曉，個中甘苦只自知”，秦伯益用這句詩記錄了自己以及那個年代很多知識份子埋頭苦幹、不計成敗利鈍的虔誠和癡情。
為了獲得精准的試驗資料，他們常常要不分晝夜地置身於被各種毒劑充斥的實驗室，而相應的解毒劑就備在手邊，隨時以防不測；試驗中也常常會被狗咬傷，單是狂犬病疫苗，秦伯益就打過兩次。選用一個新藥前，科研人員往往要“以身試藥”。為了驗證新藥福定堿的臨床效果，秦伯益首先試服。從2倍量、4倍量到6倍量，他不斷給自己加碼，直到服用到8倍量（這也是該藥被記錄的最高服用劑量），出現面色蒼白、手足冰冷、噁心嘔吐等不良反應症狀時，他才停止了在自己身上的試驗。他後來寫道，“這一天我很難受，也很高興。難受的是軀體承受了多種不適，高興的是發現此藥作用時間很長，因為這類藥作用時間越長越好”。
1965年至1972年，由於政治運動，他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恢復科研工作甄別平反時，很多人為了平反結論上的片言隻字而上下奔走、勞神費力，秦伯益卻心疼那逝去的7年寶貴時光，任憑組織去糾正，自己則“專心致志，別無他顧”地埋首科研。這使他一口氣在15年裡做出了3項獲得國家級獎勵的重大科技成果。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
科研上的突出建樹為秦伯益贏得了一連串的頭銜和榮譽：1987年出任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1988年領少將軍銜；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當他人向秦伯益投去羡慕的目光時，他卻開始以人生和社會意義來考量權力、地位和名銜的價值。
院長上任伊始，他曾在全院幹部會議上講過３句話：“我沒想當官，我不怕當官，我不怕丟官。”作為一名知識份子，秦伯益並不排斥當官，他說，“做官，需要特殊的本領，即管理科學。能夠把做官與做學問和諧地統一起來，為民造福，這有什麼不好呢？”
在全軍最高醫學科研機構的領導位置上，他當了3年又3個月的“官”。為了突破醫科院發展的諸多“瓶頸”，如發展模式、科研體制、人才建設等難題，他深入實際，內研外調，寫出了4萬字的形勢分析報告，明確了醫科院今後發展的方向。
當選院士後，他同樣抱著求真務實的熱情投入工作。在當選院士的最初幾年，他幾乎兼任過國家和軍隊醫藥界各種評審機構的評委，社會兼職一度達到了二三十個。但漸漸地，他的目光開始變得凝重起來，他發現實際的情形並不是自己想的那樣簡單，“有些工作是我國科學管理中繁瑣體制造成的無效勞動，有些是別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
在發表於2002年《光明日報》的《院士不是花瓶》一文裡，秦伯益不無自嘲地列舉了自己作為院士的種種尷尬：“開大會時請我坐主席臺，讓大家見見面；頒獎會上請我給獲獎者發個獎，讓群眾鼓鼓掌；新聞發佈會上請我正襟危坐，讓記者掃一下鏡頭……耳邊盡是阿諛奉承之辭，嘴上都是不關痛癢的話……”
當地位和名銜不能讓他真正發揮人生價值，相反卻成為心中的負累時，他毅然作出了不當“花瓶”的選擇。他開始不斷打報告請辭，第一個報告他辭了6個職務，第二個報告去了8個。與此同時，他多次表示“謝辭各種應酬，社會兼職只退不進”，並聲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會做的事情，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情”。
2005年，在他72歲時，秦伯益正式獲准退休，成為迄今為止全國兩院院士中唯一獲准退休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退休計畫，他早早就做好了培養接班人的工作。
採訪中，他對記者說，中國科學家受革命傳統教育的影響，一直提倡活到老幹到老，要老當益壯，這在過去人才緊缺的時代是必要的，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年輕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要幹到老，年輕人怎麼辦？有些教授，尤其是院士，動輒上主席臺講話做指示。你離了自己的專業，還懂什麼？”
秦伯益很早就思考過自己的老年生活。他曾對同事說：“人總是會老的。當我感到我做不過自己年輕的時候了，我就不做了；當我感到我做不過現在的年輕同志了，我也不做了。”
“說真事、講真話、吐真情、求真理”
2004年，秦伯益的《漫說科教》一書出版。這本直面現實、追問“科教興國，誰興科教”的專著被業內學者稱為一本有分量的“治國策”。在前言中，他對讀者坦誠相告，這是他在“專業領域以外寫的第一本書”，由此，他將“換個活法”，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後一次角色轉換——從科技工作者轉換成自由撰稿人。
“變身”後的秦伯益開始在另一個更加開闊的人生舞臺上揮灑自己的才智。除了“自由撰稿”以外，他還應邀在各地做報告，以獨立坦誠的姿態“自由發言”。
他批評科技創新庸俗化，“處處創新，事事創新，人人創新，有那麼多創新嗎？比如說外科手術闌尾炎都是右下腹切口，現在有個醫生說在左下腹切口也可以把闌尾取出來，這是創新嗎？”他認為，這種為創新而創新嚴重干擾了規範性的工作。
他宣導科技評價體制改革，“科學評估應該靠社會實踐的檢驗，長官意志、專家武斷、媒體炒作都應在必須改革之列。如果這種評估體系不改革，中國的基礎研究就沒有希望。”
他與汪成為院士以“五同”來概括科研協作中的“怪現狀”：論證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計劃“同舟共濟”，經費到手“同床異夢”，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後變成“同歸於盡”。他呼籲，中國人傳統的那種“盯住上家、卡死下家”，“我不和也不讓你和”的“麻將文化”該徹底摒棄了。
他認為，“社會浮躁起源於政治浮躁，接著導致經濟浮躁，當進展到科技浮躁時則是整個社會浮躁的全面反應。”
言辭真切，鞭辟入裡，幽默深刻……這是很多人聽完秦伯益演講之後的感受。《漫說科教》一書的扉頁上有徐匡迪院士題寫的12個字：“說真事、講真話、吐真情、求真理”。這12個字正是秦伯益最看重的為人品格，也是他全部的人生底色。
鹽酸二氫埃托啡是秦伯益歷時14年挑戰傳統觀念研製成功的一類新藥。但該藥上市後因管理不合理，一度造成了在吸毒者中的濫用。在申報中國工程院院士時，秦伯益將這一事實如實寫在材料上，他對單位領導說：“你們千萬不要抹掉，這是實事求是。”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不久前去世的學者任繼愈先生曾這樣評價秦伯益：“是一個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既憂國憂民，又有軍人的爽直。”
秦伯益出生于深孚名望的江蘇無錫秦氏家族，是距今900餘年的北宋著名詞人秦觀（秦少遊）的第36世孫。在一個人文傳統深厚的家族裡成長起來的秦伯益，自幼喜愛文史，加之讀書時又受到有百年歷史的無錫輔仁中學的影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他生命中永遠的精神追求。
2005年1月24日晚，《新聞聯播》結束，天氣預報稱當晚西安有雪。秦伯益連忙對妻子說，要去西安，旋即輕裝趕坐當晚火車離京,為的是在大雪天于陝西藍關古道，感受1186年前唐朝韓愈被貶出京時的場景。
當年，韓愈因上疏《論佛骨表》被貶潮州刺史，連夜冒雪離開長安。在藍關古道，他寫下了感動過無數千秋士子的名作《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漳江邊。”
自上世紀60年代初讀到此詩，半個世紀以來，秦伯益獨自吟誦這首詩不知幾多遍，每次都受到強烈的心靈震撼。
秦伯益從小受父親薰陶，愛看清官戲，喜讀罷官詩。那種才學被壓抑和埋沒的苦悶和痛楚他總是會感同身受。而令他在內心裡肅然起敬的是正直文人身處逆境時所表現出來的錚錚風骨。在文章中，他這樣評說鄭板橋：“當他晚年知道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時，就‘質本潔來還潔去’，決不與官場其他僚屬同流合污，屈事權貴……他不計旁人的貶褒損益，不顧周圍的閒言碎語，直道而行，直言面世。”同樣，他如此解讀因不肯隨俗而逐步被官場淘汰的蘇東坡：“他始終保持著一股浩然正氣，屢受打擊，卻始終沒有扭曲自己的人格，沒有遷就惡濁的環境，也正因為如此，成就了今天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全能型文化名人。”
而在秦伯益的人生道路上，父親更是身邊的一個現實榜樣：抗戰勝利後，父親“寧可當名律師，不當紅律師”，堅決不因“賺錢”而為漢奸辯護。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秦伯益說，不同的社會環境，知識份子會有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最令人不齒的是像韓愈在《送李願歸盤穀序》中描寫的那種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本版照片由秦伯益本人提供)
記者手記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已基本謝絕媒體採訪的秦伯益院士答應“一起聊一聊”。
秦伯益院士屬猴，自言“清猿啼在最高枝”。在他身上見不到任何的世俗之氣，流溢在他周身的是一團正氣、清氣、灑脫之氣。
擺脫了名韁利鎖的羈絆，秦伯益院士的晚年生活充實而快樂。在各個論壇“高談闊論”之餘，他還在古稀之齡毅然決然地開始了生命的遠行：謝絕一切接送和陪同，不參加任何旅遊團，自費將我國已命名的全部“世界遺產”、“世界地質公園”、“歷史文化名城”、“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首批國家遺產”、中國歷代相傳的“天下第一”等獨自遊遍。
2009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秦伯益遊記——美兮 九州景》。這是秦院士10年壯遊後出的第一本書，其中的2568張彩照張張都是他親自拍攝所得，40篇散文全都出自他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在內容設計以及寫作體例上也都是一次創新，留存了一份世紀之交我國主要名勝古跡的記錄。有學者評價道：“秦伯益以一個學者的方式，以一位元遊歷者的心態，以傳統知識份子的視角，以個人之力完成了一項前無古人的壯舉。”
翻閱秦院士這本厚重的遊記，我眼前常常會出現一位古稀老人拖著行李箱，沐風櫛雨默默行走在山川大漠間的情景。他的身影或許是落寞的，但他的內心定是豐盈而自得的，“可以專心致志地與自然對話，與古人對話；可以在峰林峽谷中成天流連，在一片海景前整日凝神……看到得意時可以由衷歡笑，憶及動情處，可以暢意垂淚。”
這或許早已不是普通人眼裡的“遊山玩水”，他是在用自己生命最後的可以自由行走的時光，用一顆炎黃子孫的赤子心，去感知奇偉瑰麗的祖國山河，感知中華文明的血脈和氣韻，感知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對秦伯益院士來說，生命的角色或許有不同的演繹，但家國情懷卻是永遠不變的主題。
對話
“錢學森之問”與“諾貝爾情結”
記 者：如今，學界在熱議“錢學森之問”——為什麼建國後我們沒有培養出能真正走向世界的科研人才？很想聽聽您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秦伯益：1949年建國後，教育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如大學多了、規模大了、設備好了等等，但也出現了不少新的問題。
改革開放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文化統帥了一切。運動不斷，批鬥不止，秩序混亂，斯文掃地，大學學術文化難以堅守，大學精神不再崇高。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但以“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特徵的市場文化又衝擊著學術文化，使原本講道德、守誠信、追求真理的大學精神開始走樣、變味。
除此之外，中國固有的官場文化和世俗文化，甚至市儈文化也在侵蝕著學術文化。當教育改革在“教育產業化”、“應試教育”、“大學擴招”、“高校合併”等方面有失誤時，大學無法保持傳統，大學精神再受傷害。
“錢學森之問”反映的是中國學術文化和大學精神的缺失。治大學應該同時治社會，而大學精神的回歸應該先於社會，優於社會。
記 者：與“錢學森之問”相伴隨的還有國人的“諾貝爾情結”。總有一些學者在預測中國何時會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對此，您如何看？
秦伯益：中國人不是不聰明、不勤奮，在國外成才的也很多，但近些年不會有特別拔尖的人才出來。因為在應試教育體制下，人的創新思維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要冒出來的話，應該是一個人才群體。就像日本，一開始並不是奔著諾貝爾獎去的，而是致力於把經濟搞上去，把應用科學發展起來。現在每隔兩三年就會有一個諾獎獲得者出現。這也就是我特別想強調的創新文化建設問題。科技創新一定要有創新文化做基礎。你不可能在文化上要求大一統，要服從組織，保持一致，而在科研上去異想天開。還是陳寅恪的那幾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沒有這個，就談不上創新。
秦伯益小傳
著名藥理、毒理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原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
1955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1956年赴蘇聯列寧格勒兒科醫學院攻讀藥理學研究生。1959年獲蘇聯醫學副博士學位。1987年任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1998年榮獲總後勤部“一代名師”稱號。
曾成功主持研究神經性毒劑複方預防片（85號），其中３個新藥均為中國創新藥物，其預防效價至今居國際領先地位，該成果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開展華南馬尾杉活性單體新藥福定堿的藥理研究，發現福定堿對真性膽鹼酯酶的可逆性抑制作用，證實福定堿的綜合性能優於氨基甲酸酯類藥物，該成果獲國家發明二等獎；主持研製成功並獲中國批准生產的第一個麻醉性鎮痛藥鹽酸二氫埃托啡，該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主持“八五”國家科技攻關專題阿片類戒毒藥物研究，研製成防複吸藥國產納曲酮，該成果獲軍隊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主編《新藥評價概論》，著有《漫說科教》、《美兮 九州景》等。
書齋裡的詩意人生
秦伯益院士的書房，是他人文修養以及精神世界最好的展示。
書房的一面牆上掛著程天民先生贈送的書法，聯句由秦伯益照安徽滁州琅琊山上的名聯改就：“花間坐消無事福，燈下補寫未完書。”
上下七層、裡外兩排方便實用的大型書架由秦伯益院士自己親手設計。20個書架承載著上萬冊藏書，政治、歷史、文化、哲學……分門別類，充分顯示了他的閱讀視野。
引人注目的是書櫃中那些散發著古樸氣息的線裝書。其中的很多圖書是“文革”結束後秦伯益從北京琉璃廠“淘”回來的。他花了一年半的業餘時間，把資治通鑒和四書五經全部通讀了一遍。他說，要想真正瞭解中國，需要這樣大部頭的著述“打底”。
在臥室兼書房，秦伯益院士指著床旁邊的一張轉椅說，從“五七幹校”回來，他置的第一個傢俱就是這張轉椅。當時花了120多元，是他一個半月的工資。在這張如今看來已顯老舊卻依然舒適的轉椅上，秦伯益一坐就是近40年。他知道，無論外界如何喧囂，只要手捧書卷，置身其間，心靈就能得到最好的安頓。
書房的檯燈總是整幢樓裡熄得最遲的那一盞。書桌上方懸掛著的照片是他在新疆沙漠中拍攝的三棵胡楊樹。這些歷經風雨滄桑而頑強不屈的胡楊樹，是秦伯益在寂寥的深夜裡伏案寫作時最好的陪伴。
記者採訪時，秦伯益院士正在埋頭撰寫《美兮 九州景》的姐妹篇《壯哉 中華魂》。他說，預計今年底前他可以完成80篇初稿的寫作。
他的書架裡擺放著３只分別做出“捂眼睛”、“捂耳朵”、“捂嘴巴”姿勢的頑皮小泥猴，名字也相應的叫做“不看”、“不聽”、“不說”。有朋友看到這些小猴子，曾笑著對秦伯益院士說，“這可不像您，您可是又看、又聽、又說啊！”
退休後沉浸在書香世界裡的他，比以往更加熱切地關注著“火熱的現實生活”。他甚至在家中的衛生間專門設計了與電視機相連的音響，以便隨時瞭解時事新聞。採訪中，他和記者談《蝸居》，談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談餘秋雨的散文創作……娓娓道來，一語中的。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杯清茶，三兩知己，談古論今，直抒胸臆，在秦伯益院士那裡，書齋裡的人生是詩意的，也是快意的。